甘特的冬天:拉美文学大爆炸后的经典 大陆与巴拉圭文学
2015-09-15 来源:网站公告

悖论中的思想教化:《甘特的冬天》之
《甘特的冬天》深深的不安困扰着各个部落,卡拉伊人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并将其宣扬为世界的谎言、丑陋与邪恶的现身。预言家们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其他人更为敏感,也是他们最先宣扬不安或比所有人都更感到慌乱。因此,印第安人和预言家之间达成一致:“必须改变世界!”(“来吧!上了我!”埃丽萨说,“喔,宝贝儿,带它回家!在我的小山丘上驱动它!亲爱的,进入吧!让我大声叫出来!”)卡拉伊人使出了什么妙招呢?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邪恶之地前往无恶之境……那是一个不存在疏远反感的完美之境……人类与天使共享的乐土。
——《甘特的冬天》第一部分第一章
《甘特的冬天》开篇如是写道。一部如此开头的小说想表达什么?一篇将不入流的英文俗语fuck与讲述图皮瓜拉尼预言主义的学问精深的片段并置,且在其后长达两百多页的篇幅中总是以此出其不意的手法写就的作品想告诉人们什么?毋庸置疑,有人会问,既然《甘特的冬天》拥有如此浩渺的语义宇宙,也许同样浩渺的还有本序言中囊括的这番天地、一个通过阐释和叙述摊开在读者面前的看似不可能又或许极为可能实现的悖论计划,如何才能在一个通向无尽的迷宫中找到所有崎岖复杂的线索,并将其浓缩、简化为包含史料与主题的浅显易懂的目录,使其成为辛劳付出后那浩渺的真实写照与其文学价值的体现?更好的选择恰是从一开始就放弃这样的企图,转而铺陈另一更加可行的计划,即通过其他学者思想的启发,从个人视角抛出对小说的解析,与读者共同体验一场愉悦的“阴谋”。
这一视角的根基来源于一个看似幼稚的提问,为什么要读书?或者,更精确地说,为什么要读文学书?大约一两百年前,甚至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甘特的冬天》首次出版时,答案似乎都显而易见:读书是为了丰盈头脑,为了娱乐身心,为了感同身受他人的喜怒哀乐,为了领会吸收在世俗熙攘中救济灵魂的话语,为了用思维的指尖触碰美好,等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这些直觉、这些数代读者众所周知的金子般的珍贵资产在瞬间科技和平庸商业的双重打击下竟难以置信地日渐光泽黯淡。人们会说,既然快速敲击键盘因特网便能为我们提供无数梗概和材料的话,何需再读《堂吉诃德》?当同样的键盘魔法能为我们打开一个包罗万象的宇宙和一连串永无尽头的关联——音乐、视频、文章、在线图书、报纸、淫秽传播、阴茎增大、皮鞋广告、足球比赛、妙语趣事、圣母祷告——当所有一闪而过的念头都能轻松满足而无需付诸书籍时,又何需独自静坐逐字逐句地探索那孤独的天地?
当然,很多人已先于我察觉到这种趋势,但从未有人能像美国文化与科技评论家尼古拉斯·卡尔那样清晰地挑明这一事实,他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2010年发行,下称《浅薄》)一书中通过旁征博引论述了互联网的过度使用引起人类深度思考能力的逐渐丧失。他认为,网络“在设计上就是一个碎片化系统,一台旨在分散注意力的机器”,正如其在书中断言道:
网络向我们的即时活跃记忆施压,阻碍长期记忆3的巩固,是一种失忆科技。(《浅薄》第193页)
与该失忆相对,卡尔强调深度与强化阅读对大脑功能的增强。
只要过滤掉心神分散,心平气和地使用具有分析解决问题功能的脑前额叶1,深度阅读便成为一种深度思考的方式。阅读体验丰富的读者大脑便是冷静的,而非狂热的。(《浅薄》第123页)
这不是受文化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简单习惯,人们频繁阅读或上网并非由于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是主观意志作用下可改变的习惯。根据卡尔通过大量实验证明的理论,这是神经效应。因为区别于人们截至目前的惯性认知,成熟大脑具有惊人的可塑性2,其结构与化学成分随着人们惯用科技的变化而产生差异。
被同时激活的神经元得以结合,未被同时激活的则不会结合。随着我们浏览网页时间的增加,脑神经便会主动排斥读书时间……随着我们蜻蜓点水般在信息中来回跳跃,脑神经便会主动排斥冷静思考时间,从而引起支持智力功能与活动的大脑区域逐渐退化、分解。此时,大脑就会回收闲置不用的神经元和神经轴突的突触用于其他……任务。我们获得了新功能,却也失去了旧的。
如卡尔所言,这些生理效应也适用于记忆功能,分为短时记忆(或工作记忆)与长期记忆。比如,我会转眼忘了上午打给药店的电话号码,却永远不会从大脑剔除我的结婚纪念日。人类的长期记忆容量无限,短时记忆却极为有限,每次仅有七个组块左右。为了让知识从短时记忆转移到长期记忆,或者说,为了让所有老师如愿以偿地看到学生学会技能、特别是让构成教育本质与顶峰的复杂概念组合起来,也为了让神经学家称为“基模”的信息集合在神经纤维扎根立足,需要一个不断重复、思考、借助身体和想象力的多样体验才能实现的内化融会过程。文学阅读恰恰传输了这一过程,但对网络的过度与浅薄使用却让其流产了,因为各类排山倒海般的信息在转化为基模和永恒的智慧之前已让人接二连三陷入迷途。
然而,怀疑论者会发问,这一切与网络仍是少数人特权、人们不读书是因无书可读并非显示器泛滥的拉丁美洲有何相干?当然,我们部分同意该观点,但异议并不能从事实上推翻已有分析。想想最初的提问:为什么要读文学书?答案不言自明。除去网络这一拉美大陆也无法幸免会遭遇的问题外,我们仍有足够迫切的理由向拉美民众宣传文学,那些与理想大陆发展密不可分的理由:一个自由、怀有深厚人文情怀、懂得互相尊重思维能力、关注他人、团结世界的新大陆。
自此不难跳回本序言的焦点:我的朋友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的巨著。因为既然已经肯定了文学阅读对拉美发展的核心作用,则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学作品理应是高质、能最大限度增强创作热情、呈现写作方式多样性和饱含深沉思考的,而这也是记忆长河中传承智慧所必不可少的。
不久前,也就是2012年8月,在亚松森市东方大学主办的文学研讨会上,巴拉圭教育部长公开将《甘特的冬天》指定为“国民教育重要性”代表作品。尽管部长先生或许并不知晓卡尔的观点,但此处的认可与前者著作中的神经学理论高度吻合并非意外之事。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马科斯的小说会全方位提升读者的精神高度。
前面已经说过,我不会试图对小说作全面剖析,仅为诸位做些抛砖引玉之功,简要说明马科斯与俄罗斯伟大文学理论家巴赫金(1895—1975)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巴拉圭作家刻意效仿了巴赫金,这还谈不上,而是因为巴赫金预见性的理论为解读近几十年来包括《甘特的冬天》在内的世界优秀小说提供了思想依据。若从传统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角度分析,也就是说,按照“正常”行为发生准则衡量,《甘特的冬天》也许会引发争议。因为日常生活中,人们既不这样说话也不这样办事。一个贫穷如索莱达的女学生如此英勇并创作出小说中那样优质的诗歌不能不令人称奇,身负世界银行总裁之职的主人公潘乔·甘特放弃高薪厚禄、只身为他人无私返回巴拉圭同样世所罕见。然而,若从巴赫金的视角观察,这种与人类最低可能性标准也无法取得一致的表达方式正以无与伦比的新鲜和睿智闯入读者的意识。刹那间,索莱达、甘特、贝罗尼卡、埃丽萨以及所有其他小说中的人物都不再是为实现与世界其他声音和人类一切可能的想象力保持共鸣而设计的乏味的提线木偶。
对小说读者,首先希望诸位能暂且搁置少许固有标准,以便在语言风格、情节设计、人物塑造和读者本身角色上吸纳更多可能性。作为导引,请看以下巴赫金思想的主要理论:
对话理论:与“托勒密”式语言相反,巴赫金提出“所有主人公都参与对话,互相阐明观点”的“伽利略”式语言。
对位法:按照这种巴赫金精神,文学作品可看作是“不同声音”的对位——不同主人公、不同陈述者、不同引用材料和不同读者——消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刻板等级所主导的声音。
狂欢化:其叙事理论的比喻说法,巴赫金用互具启发性、冲破社会单调羁绊的嘈杂欢快的声音再现了中世纪的狂欢生活。将一篇文章狂欢化即是让它从约定俗成的叙事束缚中解放出来。
对话主义:同戏曲一样,小说并不是根据作者的处方严格按剂量形成的声音组合体,而是独立论点之间真正的对话。对话者乃是交谈的主体,而不是他人或作者说话的客体。
主体间性:这一叙事理念的根本在于个体意识具有社会性,与其他意识创造对话,并从这种不同视角的碰触中涌出文章的真实性。
杂语:其特点是受此启发创作的小说都具有多重措辞,不仅有多语言词汇和语句,还有出处不同的段落——口语、俗语、雅语、私语等各类风格——以及不同领域的表述——科学、历史、诗歌、神话、学术等。
杂交性:语言和史料时而汇成一段独白或一个单句,经“另类”主人公之口转化为杂交话语,从而超越现实。
元话语:巴赫金式交谈的常见方式,言说者——主人公或作者本人——为评价其他说话人的陈述内容须借助元话语,也就是说,元话语的意义在于分析另一话语。如说话人引入专业术语对他人发言内容的回应。
相关性:杂语文章中,不同的言辞以出人意料的效果罗列在一起,如一段文雅说辞会与一段街头俗语并置呈现、相得益彰。
互文性:从这点看,任何一篇表述性文章都通过或含蓄或确切的方式与其他文章相连,如影射、引用。从而实现外部声音与原文声音的对位。
读者理论:这一理论的本质在于读者将自己的声音融入文本环境。读者加入自己的观点,与作者、作品及其他读者对话,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本效应,扩大阅读的狂欢性。
时空体:根据部分数学概念及爱因斯坦理论的重要原则,巴赫金提出,文学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称为时空体(巴赫金:《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第84至85页)。按照爱因斯坦基本思想,宇宙中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的,小说时空体中的时间和空间亦如是。相较上述其他理论,这一理论似乎无足轻重,但事实上它才是所有理论的核心,特别是构成了巴赫金对位法赖以实现的时空舞台。
这张理论清单上还应该再添一样东西:巴赫金的文学理论从1960至1970年代拉美文学大繁荣的“爆炸”时期到其后的“爆炸后”发展历程中都是有迹可循的。尽管文学历史由于其本身的高度主观性并不能尽然精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从“爆炸”到“爆炸后”的过渡特点是运用巴赫金理论的表达技巧对日渐不公和暴力的社会动荡浪潮进行猛烈抨击的不断高涨的热情。70、80年代拉美独裁统治引发的社会病状都迫不及待地通过声音碰撞和人群喧闹展现在巴赫金式的作品中。
由此来看,人们当然习惯于将《甘特的冬天》划入“爆炸后”作品之列。事实上,“爆炸后”这一术语的普及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功于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正因如此,对他小说的分类才显得合情合理。说到这儿,我们发现,高质量文学的意义远不止于其影响力的叠加。应该重申一点:马科斯既没有简单地临摹任何“流派”也没有仿效巴赫金,他的作品是不同风格3的集大成者——侦探小说、爱情小说、闪回和拼贴技巧、意识流动技巧、流行文化、瓜拉尼宇宙哲学,等等——更不必说作者本人的叙事天分。我之所以强调巴赫金是因为他的理论同《甘特的冬天》的社会思潮及其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和思想自由的精神相一致。这一社会思潮与上述理论具有共同点,并潜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即文本真相并不是我们单调地按照作者固定的阅读指南从其话匣子提取的华丽摆设,而是一种渗透着由各种声音——包括我们自己的——参与了的大量交谈的东西,这是基本认识。
注意我们提到了文本真相,因为它的确存在,即理解本质。这是关键点,因为很多研究巴赫金的学者误认为他追求的是一种无生气的文学和一种不协调且无意义的对位。必须明白:狂欢自有其价值。半个世纪前,即还未掀起对巴赫金的研究高潮前,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预言性地指出:
……作者的声音在其决定写《奥德赛》、《鹰眼》或《包法利夫人》时就已被热切地体现出来,正如对菲尔丁、狄更斯及乔治·艾略特4写作手法最直接的评论一样。他所显露的一切都是为了言说……”
简要地说,作者的见解一直存在,对每一个懂得寻找它的人都显而易见……我们始终不该忘记,尽管作者甚至能够选择掩饰和伪装,却永远无法选择消失……
这一论点完全适用于受巴赫金理论启发而创作的作品。此类文章的作者未曾企图消失,而是希望与我们展开真切充实的对话,自碰撞而来的真相不属于他,而属于你,属于读者……属于我……和我们每个人。 当然,这是个在布斯时代十分热门、众所周知的“观点性”问题,但其源头至少可追溯到塞万提斯时代,甚至经过数十年对语言相关性的探讨后直至今天仍长兴不衰。但切勿将巴赫金理论同相对主义混淆。所谓的作者观点是陪伴读者通往真相之旅的一个重要声音。将人物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机械捆绑分离时,作者既未放弃自己的视角,也未赋予他的“婴孩”们道德上的平等。因而,在《甘特的冬天》中,若将索莱达与拉腊因或埃瓦里斯托放在同一道德平面比较,则显得荒谬愚蠢,因为世事万物总是有好有坏。《甘特的冬天》是对独裁制度的强烈谴责,作者在这一点上毫不含糊。但故事尚未结束,如上所述,领会作者的立场与同作者及其故事角色对话、享受交谈、玩味措辞分量,并任由其引领我们到达另一神秘世界或意识形态边缘有着天壤之别。这是一场“读者之旅”,旅行的终点是“狂欢的价值”,只有当书面上激动人心的话语同阅读人的觉悟并存时,文本真相才有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交谈的动力将我们带至一个连巴赫金自己或许也未预料到、却由《甘特的冬天》反复见证的重要领域:体悟他人的话语、在不放弃做自己的同时成为别人,在没有强迫和背叛的同时用角色的思想充实自己也用自己的见解丰满角色,并在刹那间于无声中成为言语圣徒等等这些看似无法实现的悖论。
值得称许的是,这样几近神奇的阅读体验与前文提到的记忆神经学联系甚密,因为完整的“读者之旅”该是这样:通过本序强调的丰富技巧和主题在大脑中构建永不磨灭的、超越于作品言语之外的语言脚手架。不难发现,本序避免过多地透露给读者其将会在正文及注解中逐渐发掘的关于小说的特定信息。这样的省略乃是故意为之,因为最重要的恰是亲自开启发现之旅,而不是接受他人强加的领悟。任何文学理解上的独裁都是虚假无用的,在如下所示的小说章节面前更如是:
要用悖论来训练思维,而不是用定论。革命是怀疑的权利。请在你身旁给我留个地方,与记忆平行,它悠长如同被热望点燃的地平线,温热如同你沉默双手的爱抚,熟悉如同你秀发轻柔地滑落,那都是我的回忆。请在你的身旁给我留下个地方,让我的痛苦在那儿安息,让我的容貌在那儿躲藏,让斗争得到保护,可以把死去的人遗忘:我的全部狭隘的经历和伤痕、刑具高压电棒和疥疮、不断涌现上升的欲望和连绵不断的往事……
——《甘特的冬天》,第三部,第十章
读者朋友,我的确可以告诉你有关该章节的任何细节,但现在轮到你去探索专属自己的细节。比如,我还可以告诉你,马科斯从自己的诗集中摘选了上述楷体内容将其变为此处英勇的索莱达的诗,但现在轮到你,读者朋友,将这些言辞融入你的角色。现在轮到你与它们对话,让它们与你的忧伤不幸、癫狂荒唐、睡梦中困扰你的奶价和醒来时温暖你的拥抱融为一体,让它们穿过你的细胞和神经突触,感觉自己正与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一道,探知生命的对手。“悖论中的思想教化,而非真理中”——在记忆山岭中旅行并把这耀眼夺目的文字里难以领会的激情在你的脑海里沉淀吧。启程吧,我的朋友,不必担心,有我陪你。
特雷西·K.刘易斯
纽约州立大学
奥斯威戈,纽约,美国
《甘特的冬天》

书号:978-7-5117-2646-9
书名:甘特的冬天(校点本)
丛书名:西班牙语文学译丛
作者:〔巴拉圭〕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
译者:尹承东王小翠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定价:35.00元
出版时间:2015年6月
开本:32 开
字数:280千字
页数:336 页
本书为巴拉圭文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作者马科斯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的又一位文学大师,其创作风格继承了二战后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优良传统,是“爆炸后”文学的代表人物。巴拉圭文化和教育部规定本书为“国民教育重要价值”图书。
内容简介
《甘特的冬天》通过女教师埃丽萨、世界银行总裁甘特、女大学生索莱达以及神父、妓女、吸毒者各阶层人物的情感纠葛和反抗暴政的故事,将巴拉圭这片陌生的土地与纽约、亚特兰大、巴黎等现代大都会联系起来,而作品在故事的主体框架之外又加入原始部落卡拉伊人对当今世界的预言,形成一个多重语义相互交织、情节发展回旋往复的叙事文本,从而鲜明、生动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所处时代矛盾的敏锐认识和清醒思考。
《甘特的冬天》为拉丁美洲“爆炸后”文学的典范之作。作者成功地运用意识流手法和多声部对话理论,对叙事体文学的写作模式进行了一次深入而有意义的美学探索,赢得国际众多评论家及广大读者的一致喝彩。作品迄今已被译为20种语言。
作者简介
胡安·曼努埃尔·马科斯(Juan Manuel Marcos, 1950—),巴拉圭当代重要诗人、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生于亚松森,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哲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大学文学博士、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现为巴拉圭北方大学校长、国家教育部顾问。
马科斯青年时期致力于民主斗争,饱受监禁、刑罚及流放之苦。恢复民主制度后,当选为国家众议员和参议员。《甘特的冬天》为其代表作,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印地文、葡萄牙文、俄文、日文、塞尔维亚文、阿拉伯文、朝鲜文、希伯来文、土耳其文、意大利文及其他多种文字。其重要作品还有:《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爆炸后》(马德里,1986)、《罗亚·巴斯托斯:爆炸后的先行者》(墨西哥,1983,多元国际随笔奖)、《诗与歌》(亚松森,1987)、戏剧《涅德哈拉·莱克维》(1972)和《洛佩斯》(1974)等。
马科斯除获得多项文学奖外,还被巴拉圭国防部、文化部和众议院授予勋章。
尹承东(1939—),山东茌平人,资深翻译家,终生在中央编译局从事国家领导人著作和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历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为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
业余从事西班牙语言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译著颇丰,代表译著有小说《三角帽》、《特里斯塔娜》、《看不见的城市》、《霍乱时期的爱情》(合译)、《坏女孩的恶作剧》(合译)、《曾是天堂的地方》;诗歌《贝克尔抒情诗选》、《熙德之歌》、《太阳石》;戏剧《羊泉村》等,并发表外国文学评论多篇,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事业特殊贡献奖”,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西班牙语文学传播者。
王小翠(1991年—),2013年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化专业。现就职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班牙语翻译。
文摘试读
第一部
第一章
在乘飞机去往科连特斯1不久前,托托·阿苏亚加上完了他在俄克拉荷马州2秋季研修班的最后一堂课。呆头呆脑的研究生们在学习教堂3第十三层狭小的研修班教室里眨巴着眼睛。阿苏亚加沮丧地看了一眼飘飘扬扬不停飞落的鹅毛大雪,像往常一样清了清嗓子,开始讲道:
“同大陆所有原始社会一样,图皮瓜拉尼人4的宗教生活集中体现在萨满教上。巫师5——萨满医师——在这里承担的任务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宗教仪式也总是依照确保社会融合的准则举行,也就是文化神灵(太阳、月亮等)或神秘祖先加诸于人们的那些生存法则。因此,在这一点上,图皮瓜拉尼人同其他野蛮社会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旅行者的编年史1为图皮瓜拉尼人明显区别于同时期南美野蛮人提供了有力佐证。内容是什么呢?在图皮瓜拉尼人无休止的部落争斗和众多宗教活动中,欧洲人只看到了异教信仰和撒旦之手,因为图皮瓜拉尼人古怪的预言传统引起了许多错误解释2,甚至不久前,人们还认为那只不过是危机时代典型的空想乌托邦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的抵触反应。然而,约在15世纪中期欧洲人到达美洲大陆之前,图皮瓜拉尼文明早已诞生。虽然首批编年史学家们弄不明白这个现象,但幸好没将萨满医师同某些神秘人物——卡拉伊人3——混为一谈。卡拉伊人不掌握任何治疗法——这仅限于巫师,也不负责祭祀。他们既不是医师也不是祭司。那卡拉伊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呢?他们唯一做的就是演讲,并自称他们的使命就是到处演讲。他们不仅在自家的群落演讲,还奔赴各个地方演讲。卡拉伊人不断地迁徙,在演讲中从一个村子挪到另一个村子。他们穿行在部落争斗中却能毫发无损,不仅不冒任何风险还受到热烈欢迎。人们甚至在他们进村的路上铺满树叶地毯。(‘你可真够好色的,一看你那家伙的大小我就知道!’埃丽萨曾说道。)人们从未觉得卡拉伊人是敌人。这怎么可能呢?在原始社会,个体通常以亲属关系或群落所属来认定身份,每个人都处在一个族系链和联结网中。比如在图皮瓜拉尼人社会,后代便以父系血缘为纽带,形成父系氏族。但对此,卡拉伊人却有不同的说法:坚称自己没有父亲,乃是母亲与神灵交合的产物。现在关键问题不是令预言家们自封为神的狂妄幻想,而是在他们生活中父亲的缺席及其自身对父亲的拒绝。因为没有父亲,即没有所属。这种言论颠覆了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原始社会的自有框架。因此,卡拉伊人的流浪生活缘自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群落,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古怪或其爱好使然。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集体,自然也算不上是谁的敌人。人们既不敌视他们亦不觉得他们疯狂。他们无所不在,无处不属。那么卡拉伊人演讲中都说些什么呢?他们的演讲早已超越普通演讲的范畴,突破传统的演说而令大群的印第安人着迷。他们的演讲总是游离于神灵和神秘祖先遗留和强加的古老价值观与准则之外,而这恰是最令人费解之处。为什么一个决然固守古老价值观的原始社会,能允许这样一群神秘者来宣扬规则的终结和臣服于这些规则之下的世界的消亡呢?卡拉伊人预言性的演讲大致可总结为一个肯定和一个承诺:一方面,他们不停地断言世界的深刻丑恶性;另一方面,又确信存在征服美好世界的可能。(‘亲爱的,我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埃丽萨曾说道,‘要是今天早上有人跟我说我得去做这样的事,我肯定会说他们一准儿是疯了!’)‘世界是邪恶的!’‘大地是丑陋的!’他们断言道,‘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而这种对世界绝对悲观的描绘竟在倾听演讲的印第安人中得到认可并赢得共鸣。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病态的或者疯癫的演讲。仅仅因为此刻的图皮瓜拉尼社会在多重力量打压之下,正处于不再是原始社会1的危急关头,也就是说,一个拒绝改变的社会。而卡拉伊人的演讲也肯定了这个社会的死亡。人口的急剧增长、不断向大城镇聚集而不再是惯常散居的倾向、强势人物的崭露头角都肯定了最致命的革新已经出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不公。深深的不安困扰着各个部落,卡拉伊人意识到了这种不安并将其宣扬为世界的谎言、丑陋与邪恶的现身。预言家们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变革比其他人更为敏感,也是他们最先宣扬不安或比所有人都更感到慌乱。因此,印第安人和预言家之间达成一致:‘必须改变世界!’(‘来吧!上了我!’埃丽萨说,‘喔,宝贝儿,带它回家!在我的小山丘上驱动它!亲爱的,进入吧!让我大声叫出来!’)卡拉伊人使出了什么妙招呢?他们鼓励印第安人离开邪恶之地前往无恶之境1。在那里,箭矢会自动直接飞向猎物,玉米无人照料也能发芽生长,那是一个不存在疏远反感的完美之境,那是首个人类世界被世纪洪水毁灭之前,人类与天使共享的乐土。是要回到那神秘的过去吗?他们决裂愿望的极端之处不仅在于许诺一个毫无纷扰的世界,他们演讲的目的在于彻底颠覆古老秩序。他们的号召中不允许任何规则的存在,甚至不允许社会最基本原理——妇女交换法则——的存在。‘现在女人们没主人了!’卡拉伊人说。(‘上我!上我!上我!’埃丽萨曾说道,‘啊!托托!快来!上我!’)无恶之地究竟在哪里呢?卡拉伊人的神秘主义超越了传统的约束,人间天堂的传说是所有文化的共性,人类只有经历死亡方可到达。然而,此时此地,对卡拉伊人而言,无恶之境是可触及的、具体的、真切存在的地方。在他们的传说里,无恶之境总是在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于是为找到无恶之境,大批的图皮瓜拉尼宗教移民自15世纪末便开始迁徙之旅。数以万计的印第安人离开村镇,放弃耕作,在不停的斋戒和舞步中踏上征途,再一次开始游牧生活,向东出发寻找众神之国。在到达海岸线后,他们发现了这条必将通往无恶之境的征途中最大的路障——海。相反,另外一些部落则向西出发,认为那是发现无恶之境的正确方向。于是,16世纪初,一股十万名印第安人的移民潮自亚马逊河的河口出发了。十年后,却仅剩三百多人最终到达当时已经被西班牙人占领的秘鲁。其他人则纷纷被贫困、饥饿和劳累夺去了生命。卡拉伊人的预言传统对这种集体死亡早已有过预测,并且预言传统没有随着海岸地带图皮人的离去而消失,而是一直保留在巴拉圭境内的瓜拉尼人当中。其中玛布亚村的几十个印第安人于1947年向巴西桑托斯地区进发,最后一次发起寻找无恶之境的迁徙运动。尽管近数十年来图皮瓜拉尼人的迁徙热潮已经终止,但他们的神秘天命却继续感召着部落中的卡拉伊人。一经意识到自己已无力再指导人们寻找无恶之境,卡拉伊人便开始不停歇的内陆旅行。也是这些旅行引领他们踏上对本民族传说的思索之路,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玄学式的独特思考。卡拉伊人至今仍在吟唱的神圣故事和歌谣即是对那些神话传说最好的见证。正如五世纪前的先辈们一样,他们明白世界本恶并期待它的终结。他们相信世界将被火和一只来自天国巨大美洲豹1所毁灭,而只有瓜拉尼人的神才能幸存下来。他们略带伤感而又无限的骄傲使他们确信自己的存在是精选的结果,并且迟早有一天,众神将使他们永生并与他们同在。瓜拉尼印第安人知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便是他们的王国到来之日,而无恶之境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 ”
